王先霈:用“圓形批評理論”體味中國文學
2021-01-04 10:57:24      來源:光明日報

1963年,24歲的華中師範學院青年教師王先霈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進修班學習。在課堂上,他對詩人、學者何其芳講授的一個觀點發生疑義,課後寫了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向何先生請教。何先生約王先霈到寓所討論,談了一個多小時,送他穿過院子走到宅門前,分手時説:“今天,我沒有能夠説服你,你也沒有説服我。”前輩學者坦蕩的胸懷、平等的意識和對自己信奉的理念的堅守,使年輕的王先霈很受震動。當時給進修班講課的,不僅有何其芳先生,還有研究古代文學的範寧先生、研究美學的蔡儀先生、研究外國當代文藝理論的袁可嘉先生,有作家趙樹理、周立波、梁斌,有文藝界領導林默涵、邵荃麟、張光年、陳荒煤、馮牧、侯金鏡、袁水拍等,還有音樂界、美術界的名家。王先霈從這些老師那裏接受的不僅是知識,更是學術品格的薰陶。在此後幾十年裏,他根植本土,勤奮耕耘,也躋身文藝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之列。

王先霈:用“圓形批評理論”體味中國文學

學人小傳:王先霈,1939年出生於江西九江。文藝理論家,華中師範大學教授。1960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。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、出版社總編輯,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,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,中國文藝理論學會顧問。撰有《文學心理學概論》《圓形批評論》等專著,《中國文學批評中的解碼方式》《創造性思維中“有意義的空白”》《興論新釋》等論文,主編《文藝學系列教材》《文學批評術語辭典》《文學美》等。

求 學

王先霈畢業的中學是江西省九江市第二中學,1950年進校時還叫同文中學。同文中學圖書館藏書很多,王先霈從一位馬姓管理員手裏借閲過好多本“萬有文庫”,可那位管理員每次都不很情願外借,據説那套文庫是張治中將軍贈送的。

到了高三,王先霈開始了大學夢。那正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,同學們熱血沸騰,都想學工科,為祖國建設效力。王先霈很想報考地質專業或建築專業,可高三上學期體檢,醫生説他“右上一肋間有條狀陰影”,不能報考工科。隨後,班主任找他談話説,上級部門規定,“每個班要有一定比例同學報考師範專業,我覺得你適合讀師範,希望你服從組織的意見”。這樣,王先霈就把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填為了第一志願。

華中師範學院前身之一的華中大學與同文中學有點同源性,都是基督教教會學校。同文中學有很多畢業生被舉薦到華中大學深造,老師中也有不少華中大學的畢業生。就在王先霈準備到華中師範學院報到時,語文老師特地為他寫了一封信,讓他持信面謁這位語文老師的老師——錢基博先生。

1956年9月初,王先霈拖着一個鐵皮箱子到達桂子山。華中師範學院非常重視本科教學,上基礎課的全都是有經驗、有學識的老教師。就在大學一年級,王先霈便愛上了中文專業。但從大學二年級開始,他被派到江夏紙坊的一個採石場打石頭,後又被分到武鋼跟工人一起幹活。1958年,還是學生的他被安排參與教材編寫,先後參加“中國當代文學”和“中國古典文學”的編寫。參與編寫《古代文學史》,他負責撰寫“莊子”一節,雖基調是批判,但批判也得先讀原著。這一讀,他便喜歡上了《莊子》。

王先霈:用“圓形批評理論”體味中國文學

《王先霈文集》(八卷本) 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對王先霈而言,真正走出校園、與生動活潑的文學實際接觸,始於1958年參加蒐集民歌的活動。到了大學四年級,他被派到武漢鋼鐵公司寫廠史,住在工棚裏,與青年工人同吃同住。第一次見到大規模的現代化企業,他非常興奮,經過兩個多月的採訪,寫出了報告文學《江心水泵站的日日夜夜》,被收在《武鋼建設史話》一書裏。後來,他又到東西湖農場寫場史,這也讓他有所收穫。

在大學裏,老師們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不同的學術風格,這給王先霈留下了深刻印象,從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多種影響。1960年,大學畢業的他留校任教。1963年,正準備給學生講“文學概論”時,他被領導通知參加考試,隨即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文學進修班。到進修班不久,他被臨時借調到《文藝報》寫作組寫批判文章,以致他後來一再反思那兩年的思想過程。這個進修班的學習方式與眾不同,班上四十五六個同學,來自二十來個省市,三分之一是文聯、作協、文化局、宣傳部的業務幹部,三分之二是大學青年教師。學習方式是設立多個專題,每個專題由老師先作啓發報告,指定閲讀文獻,學習讀書後分組討論,老師再作幾次報告,回答問題並進一步闡發。這使他能從不同的角度、用不同的思維方式瞭解當代文學的現狀和過程,思路非常開闊。講課的老師來自文藝界的各個方面,多樣化的視角,給了他諸多鮮活的思想和難得的治學方法。

在進修班學習期間,他有機會跟張光年先生學習寫作。張光年先生很注意作文技巧,每篇文章構思,都強調論述“角度”,覺得選取“角度”是否恰當,對文章成敗關係很大。後來,馮牧先生也參與指導。馮牧先生討厭冬烘八股腔調,總是要求“娓娓而談”。有一次,要寫一篇《紅燈記》的評論,王先霈看了幾遍劇本就打算動筆。可馮牧先生説,不看演出怎麼能評論劇本?不只看一場,要看很多場!於是安排他觀看幾個不同劇團的演出,要求他有了真切的感受,再作理性分析。王先霈説:“他們對文學作品敏鋭的感受力,常使我驚奇。他們無言的示範,指引我注重理論批評聯繫創作實際。”

治 學

有人説,王先霈是40歲才開始做學問的。對此,他自己説:“這個話也對也不對。原來不做嗎?也做,但做的是錯誤的,也寫了一些文章,一些‘批判’文章。到40歲以後才重新開始做學問。”

王先霈:用“圓形批評理論”體味中國文學

2006年,王先霈在講座後與同學交流。資料圖片

1972年,王先霈離開大學,到江西大山裏的一所公社中學教書。做鄉村中學老師的經歷,給他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。1976年,他又回到華中師範學院任教。1977年以後,他想到要做學問了,並且開始比較明確地追求獨立思考。那時,他所在的華中師範學院京山分院可以説是窮鄉僻壤,沒有什麼學術條件,但領導都非常支持他。王先霈開始了他的馬列文論研究。

為了研究馬列文論,王先霈和他的兩位同事一起進行了一次意義非凡的學術旅行。在出發之前,他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,把當時能找到研究馬列文論的文章編了一個索引,然後擬出馬列文論教學和研究中的問題、疑難困惑問題,以便向各地老師請教。從1977年11月8日至1978年1月4日,他們歷時兩個多月,走了大半個中國,輾轉十多個城市,走訪數十個單位。在北京,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馮至先生帶着全所30多位研究人員接待他們,中央編譯局的陸梅林先生也接待他們,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孫繩武先生、蔣路先生、程代熙先生都應約和他們談學問。1978年,華中師範學院在全國率先舉辦馬列文論研討會,併成立全國性的研究會。這是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團體,至今仍活躍在學術界。

此後,王先霈發現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小説理論幾乎被忽略了,需要發掘。於是,他又和同事一道,到北京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查找資料。圖書館的規矩是,書上午借出後可以下午下班的時候還,中午可以不還,但需有人看守。為此,他和另一老師輪流守書,輪流到街上的小餐館吃飯。因為沒多少錢,也就充飢而已。但每當找到一篇不曾見過的小説序跋,讀到裏面的精彩觀點,他就興奮不已。他説:“一本本捧讀那些好幾十年沒有人借過的古書,偶爾在其中看到前代學人夾在裏面的條子,多少有些思接百載、千載的況味。”如此這般,他和周偉民合作,寫出了《明清小説理論批評史》。這是一本有特色的著作,是最早的一部中國小説理論批評史。以此為出發點,王先霈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,如《小説大辭典》《古代小説序跋漫話》《小説技巧探賞》《徘徊在詩與歷史之間——論小説的文體特性》等,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小説理論批評。

進行了一段時間的中國小説理論史研究後,為了填補知識結構上的空缺、深化對人生問題的思考,王先霈開始接觸西方文學理論和文藝心理學,成為國內較早從事文藝心理學研究的學者之一。他説:“研究文藝心理學,很多時候、很多地方都會觸及對做人、對人生的看法。中國古代心理學材料,像莊子一派、魏晉玄學、佛學,陶淵明、蘇東坡的材料,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,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閲讀這些內容,對人們是有益處的。”為了探索中國人跟西方人心理的差異,他十分關注中國古代文學心理學的研究,出版了《文學心理學概論》,後來進一步深化,修訂為《文學心理學讀本》,以期證明中國古代也有文藝心理學。有感於中國藝術心理學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,他寫作出版了《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》一書。文藝理論家童慶炳先生讀後非常欣喜,專門撰文,認為“王先霈有一種難得的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熱愛和自信,他深入中國古代藝術心理的堂奧,經過刻苦地鑽研,以他獨特的眼光和謹嚴的學風,對中國古代藝術心理思想作了一次清晰細緻的梳理、力透紙背的分析和切中肯綮的概括”,“給中國古代藝術心理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”。

進入20世紀90年代,王先霈重新關注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和當代文學批評,並尋找獨特的批評方式和體味方式,先後出版了《中國文學批評的解碼方式》《中國古代詩學十五講》《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》《文學批評術語詞典》等系列著作,同時還建構了影響廣泛的圓形批評理論。

此後,王先霈將教材建設納入學術研究之中,他立足於中國古典文學理論,專注於民族性和本土性,同時注重文藝學學科的時代性和廣泛性,通過文藝學系列教材建設,完善了他的文藝學體系建設。

無論是中國小説理論批評史研究,還是文藝心理學探索,無論是文學批評理論的建構,還是文藝學教材體系和學科體系建設,本土化一直是王先霈思考和追尋的問題。他認為,本土化有表述方式的本土化,觀念、立場的本土化,但決定性的、起關鍵作用的是研究對象和關注對象的本土化。“中國的文學理論建設,目的首先是迴應中國本土文藝實際中的問題;能夠推動本土實踐中重大問題的解決的理論,自然就具有本土性”。

王先霈治學嚴謹,成果豐碩,但沒有深思熟慮,他一般不會發表意見。最近出版他的文集,所有篇目都經他精心挑選而定。出版方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希望他多選一些篇什,且對字數和卷本不加限制,但他仍從嚴要求,自認為意義不大的均予以捨棄。最終,《王先霈文集》成八卷本問世。

教 學

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,我國高等院校的中文專業沒有獨立開設過文學批評課程,有關內容只是在文學理論中簡單帶過,更沒有專門的教材。20世紀80年代初,王先霈在國內率先單獨開設文學批評課程,並於1986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文學批評教材《文學評論教程》。該書對文學批評的性質和作用、文學批評的發展、文學批評的科學性和民族性、文學批評家的素養、文學批評的方法、文學批評的寫作、文學批評文章的樣式和特點等作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和研究,初步建立起了文學批評學體系。

在教學中,王先霈非常重視教材建設,注重教學成果的轉化,在做好理論闡述、傳播的同時,又為創造性的理論建設提供參照。他説:“我在教材編撰和教學研究上投入了頗多的精力。在教材中力求客觀準確全面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研究的已有成果,對這些成果作梳理和綜合,給予恰當的評價。”他主編了教育部“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”,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一五”國家級規劃教材,包括《文學理論》《文學批評原理》《文學文本解讀》,後經發展完善,編訂為“文藝學系列教材”,即《文學理論導引》《文學批評導引》《文學欣賞導引》《文學發展論》。此外,他還領銜承擔了第一批國家級精品課程的建設任務。

將理論教學和當代文學作品評論有機結合起來,是王先霈教學的一大特點。由於他對湖北的作家作品非常熟悉,瞭解本土文學狀況,所以他在教學中有諸多互動。他曾將當時本省青年作家黃大榮的短篇小説《在小葉女貞牆那邊》作為課堂討論的材料,讓每個同學評論分析。至於講課過程中引述的最新作品,那就更多了。此外,他還開辦文學評論研究生班,成立文學批評學研究中心,分別舉辦劉醒龍、鄧一光、李傳鋒、熊召政、劉繼明等作家的作品研討會,使作家和師生雙方受益。

王先霈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,他態度温和、為人大度,即使是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,他也能包容和善待。在課堂上,他並不藉助語氣和動作追求生動效果,反而顯得比較嚴肅,他能用平和的語調、嚴謹的態度,講出豐富的內容和獨到的見解,而這使他受到學生髮自內心的尊敬和歡迎。他講課的時候,常常只拿一張很小的卡片,或一支粉筆,但能信手拈來,將知識、理論、觀點、方法講得清清楚楚,沒有半點枝蔓。也許是他講課的神情所致,研究生見了他,往往感到緊張。甚或吃飯時,只要他在場,那些後生們一個個都不敢“放肆”。其實,無論後生們如何“放肆”,他都會寬容,更不會責怪。有時候,可能是為了打消別人的顧慮,他還帶頭講個笑話,以活躍氣氛。儘管如此,只要他在,那些弟子們仍然比較拘謹。每每遇到這種場合,就有“好事者”把他“請”去休息,然後,其他的人便可以“為所欲為”了。雖然他不言自威,不權自重,但還是贏得了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,很多學生和老師都喜歡和他交往。

立 學

文學批評的本土化,也是王先霈所追求的。針對那些偏執的“直線批評”,王先霈力圖總結出具有規律性和理論形態的文學批評觀念。20世紀90年代初,他提出了“圓形批評”的理論。他認為,人類個體和羣體的思維都是螺旋發展的,螺旋上每一小段都近似直線,而其整體則呈圓形,這種圓形,一是在過程中實現,在歷史發展過程中,經過正、反、合,趨向圓形的境界;二是經由不同的個體、不同羣體的對立、爭論和交融而實現。這就克服了把文學性質的某個側面孤立起來、凝固起來而無視其他方面存在的弊端,通過批評主體的自諧和不同流派、不同風格的互諧,達到“圓形”的境界。他説:“這裏所説的‘圓形’,是一種批評觀念,是對文學批評的感悟性與思辨性的一種體認,對文學批評的對象的審美性質的體認;它又是一種批評原則和一種闡釋方式,貫穿在批評活動之中,貫穿在文學批評主體對批評對象的把握過程之中,貫穿在主體思維活動的形態之中。”在文學批評中,“圓形”體現在對客體的把握程度和主體思維活動的運轉形態兩個方面。王先霈所建構的圓形批評理論,在他的《圓形批評論》《圓形批評與圓形思維》《建設“圓形”的文學批評》等著作中有詳細論述,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。

王先霈認為,在文學批評領域,教學和研究、理論和現實、學人和社會,應緊密結合。這種結合,也許就是王先霈孜孜以求的本土化在文學批評中的運用。他曾説:“文學理論批評的本土性,最主要的是來源於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的本土性。”有鑑於此,他特別注重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學批評。

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熊召政就對王先霈心存感激,因為他的獲獎小説《張居正》曾多次得到過王先霈的建議與提醒。當作家鄧一光的千字散文《生日快樂,爸爸》發表後,王先霈就給未曾謀面的鄧一光寫了一封信,説:“作為老紅軍的後代,您的特殊視角足夠創作一部中長篇。”三年後,思想火花被點燃的鄧一光相繼創作出了《父親是個兵》《我是太陽》等小説名篇。當作家劉醒龍在創作上迷茫和徘徊的時候,王先霈特意召集了一次討論會,指出“你最大優勢在於你是農民的孩子”。劉醒龍受到啓發,寫出了《鳳凰琴》等名作。作家洪洋發表《徐遲的第二次青春》時,聽取了王先霈的建議,當年便引起很大反響,多個媒體連載、轉載、報道,成為作家晚年的代表性作品。

寫文學評論,既是王先霈的職責所在,也是他的興趣所在,但他最大的興趣是發現新作者、發現新作品。他給湖北老中青幾代作家寫過不少評論文章,其中就不乏剛剛踏上文學創作道路的作者。作家曉蘇的早期作品有的是他推薦給文學期刊的,曉蘇的第一個作品研討會也是他給組織的。在他的幫助下,曉蘇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,作品越來越成熟,影響也越來越廣泛。王先霈認為,“在一個作家成長道路上,能夠有一點新的發現,你的意見寫出去之後他看到了,或者跟他談了以後,不管他同意不同意、接受不接受你的意見,都會對他的創作發生切實的影響,哪怕是從反面激發他。不去説那些人所共知的差不多的話,也不僅僅限於錦上添花,在作者最需要外界關心的時候投以關切,這是文學評論家的社會職責”。

王先霈説,文學理論的本土化,“要從中國的文化土壤中、從現代中國人的‘情緒化存在’中,提煉出自己的話語,並且融入本民族的術語體系、語言體系,與本民族精神形式的傳統相銜接”。圓形批評理論正是基於問題意識和問題情境的“中國化”,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形成的。王先霈的文學批評活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,似乎從另一方面確證了他的圓形批評理論,確證了圓形批評理論的本土化特色。(光明日報 作者董中鋒)

編輯: 周拓 責任編輯: 曹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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